【黑卡黑链专题】揭秘运营商“幕后推手” 黑链如何形成？
【摘要】今年央视“3?15”晚会之后，电信运营商在之前“垄断”、“暴利”的大帽子下，又多了一个恶意骚扰、强行推销和电话诈骗“幕后黑手”的标签。事实真的如此吗？面对指责，找出解决之道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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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亮，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通信世界CWWEEKLY
电信运营商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向来都很紧张，尽管市场化多年，但运营商“垄断”、“暴利”的大帽子依旧难以摘除。
而今年央视“3?15”晚会之后，电信运营商身上又多了一张“幕后推手”的黑色标签。按照央视的定性，电信运营商在恶意骚扰、强行推销甚至电话诈骗中成了推波助澜者。
晚会之后，舆论为电信运营商鸣不平者有之，认为电信运营商“罪有应得”者有之。
笔者认为，讨论电信运营商是否有“罪”并非我们的初衷，解决上述问题、为消费者营造一个和谐清净的通信环境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黑链的形成与运作
在评断电信运营商所谓“幕后黑手”作用之前，我们应当客观地分清恶意骚扰、强行推销和电话诈骗这个“黑色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以及各角色所起到的作用与运作模式。
首先看上游。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却真实道出了黑链上游形成的原因。
黑链的上游通常有两种类型：一是以产品推销为目的的真实商家；二是以诈骗为目的的不法分子。前者往往是由于当前市场竞争激烈、销售通路拓展难度大且成本高，所以采用了电话营销这种简单直接的推销方式。当然，这一类上游商家中有的也并非主动选择这种营销途径，而是在下一环节“平台”的影响之下选择了该途径。如果说前者只是为了打开销路而对消费者造成令人厌烦但至少没有实际损失的骚扰，后者则是明目张胆的诈骗和不当得利。
这些不法分子为了达到其目的，采用“幸运中奖”、“退税退费”、“信用卡盗刷”、“身份证冒用”、“公安办案”等借口，利用目标对象贪婪或恐慌的心理进行诈骗。应当说，黑链上游是一系列侵扰或损害行为的始作俑者。
其次是平台。各种呼叫中心平台是黑链的关键节点，它们在整个产业链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些呼叫中心为了实现营利的目的，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对上通过“主动拉人”的方法，通过面对面直销、网络直销等方式，以夸大营销效果、掩盖违法违规行为的手法吸引商家在平台上投放营销资源，进行“骚扰式”电话营销。对于部分“打擦边球”（如所谓的股票、贵金属“专家老师服务”的电话营销），或是直接从事违法违规欺诈行为的上游则采取“睁只眼闭只眼、只认钱不认人”的态度，所以不排除部分平台也参与其中。
再次是信道。仅有上游和平台还不够，要打通直达目标对象的信息通道还需要电信运营商。近年来，电信运营商在短彩信和呼叫中心业务方面频频遭到媒体的曝光，这与平台提供者的“积极靠拢”有关，也与电信运营商自身不合理的政绩观和KPI考核制度不无关系。
尽管电信运营商在内部也三令五申规范业务发展，但在繁重的业务考核指标和“一切惟指标、不成功便成仁”的压力之下，部分电信运营商的基层单位难免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此外，由于电信运营商的运营机制、互联互通机制和用户的广度与复杂性，也决定了电信运营商难以从自身的角度根绝此类问题的发生。
最后是目标对象。作为骚扰和诈骗电话的目标对象，如果目标用户自身不轻信对方、不轻易采取行动（所谓“接到陌生电话被盗取巨额国际话费或用户隐私信息”之类皆为谣言，根本不具备技术可行性），对于已经实现单向收费的用户群体来说接听电话没有任何实际上的经济损失。
但是，黑链的上游正是利用了目标对象贪小便宜或怕担责任的心理，一步一步实施诱骗和欺诈，如果目标对象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对方的意图，其实也可以杜绝进一步的伤害。
斩断“黑链”应靠群策群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电信运营商扣上“幕后推手”的大帽子确实言过其实，当然电信运营商也应当自觉自省。
那么，单纯依靠电信运营商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斩断这一黑链呢？
笔者认为，将黑链存在的责任都推到电信运营商头上，显然是有失公允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斩断黑链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司法系统的介入力度应当加大。如前文分析，如果只是一般的骚扰电话、对消费者没有实际经济损失的尚可以忽略不计，但制假售假或是实施诈骗的，司法系统应当充分介入，对其行为进行定性和追责，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强制干预。
其次，电信运营商必须接受监督、配合整改。此次媒体的取证是否客观全面姑且不论，但“透传”现象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从技术上讲，“透传”涉及到主叫发起方、主叫接入方和被叫落地方，被叫落地方只能是被动拦截，关键还是堵住主叫发起方和主叫接入方。
再次，单纯依靠电信运营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难题的。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甚至将呼叫发起地设在了境外，国际话务落地的技术过滤难度更大。
因此，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特别是媒体力量的参与尤为必要，作为“无冕之王”的媒体，不应仅将目光聚焦在所谓的“幕后推手”上，也应审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例如此次的曝光行动中，媒体可以轻易取证到诸多平台的违规违法现象，那是否应当积极举报、配合执法，并进一步追踪司法体系对这些平台的后续处理情况？面对欺诈行为，媒体是否应当加大反欺诈的宣传力度、对大众起到警醒作用？这些责任也应当由媒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来，毕竟增加透明度是打击欺诈行为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
最后，用户自身要加强防范意识，便宜莫贪、恐吓莫怕，遇到类似情况应采用多方求证的方式以明真伪。例如，面对虚拟号码“透传”的方式可以采用回拨、拨打第三方电话、查询通话清单等方式辨别是非，减少受骗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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